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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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主宰着中國的命運,回首當年神州大地風起雲湧,巨浪滔天,特別是在他晚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毛澤東逝世後,他的影響猶在,迄今仍未有一部對毛澤東及他的思想作全面解讀的作品,誠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空白。本書作者王若水先生是中國著名理論家,曾任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長期從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本書是他傾大半生心血的遺作,書中對毛澤東的思想以及他的性格、他的心態、他的權謀作了全面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其中蘊含大量從未聞問的第一手珍貴史料,可以說是第一部最為全面最為深入的論述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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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在野時,一再動員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司法獨立、爭直接選舉,並信誓旦旦地承諾將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建立,上述「歷史的先聲」墨迹未乾,便被棄如廢紙。新民主主義無疾而終,而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從此毛澤東一路抓階級鬥爭,搞引蛇出洞,坦承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直到親自發動和領導十年文革,實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 撫今追昔,青年時曾奔赴延安參加革命,中年時被打成「右派」,垂老之年因「六四」事件而聲稱「不在刺刀下做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之先生近年來筆耕不輟,發表了一系列振聾發聵的文章。本書選編的是李慎之先生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章。他認為實行民主、發展民主,也就是使中國融入全球的主體價值體系,只有全球化、現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才是中國的出路,中國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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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大變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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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剖析的是鴉片戰爭後至辛亥革命七十年間的思潮與人物並旁及若干重大歷史事件。 這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轉型期給人留下無窮的困惑。最大的困惑莫過於為什麼只留下屈辱,而一再讓機遇輕輕飄逝。史學家有過種種解說,但讀後細思,在迭獲教益的同時,又往往產生似信似疑的新困惑。 呈現在這裏的是一個不願人云亦云的知識分子對這段歷史的新探索。 史書毫無疑義應該謳歌光明,鞭笞黑暗。可是,如果視角有誤、史實不全,春秋史筆也許會化為光怪陸離的哈哈鏡。絕不能低估錯誤的社會思潮對人們心靈禁錮的嚴重性﹔卓犖方家有時也未能超凡脫俗。 值得人們深思的是﹕面對亘古未有的大變局,究竟什麼才是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 百年苦難無非是無可抗拒的歷史趨勢與中國歷史積垢的衝突。死的拖住活的,方生與未死反覆搏鬥。 作者簡介: 袁偉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生於廣東興寧。 一九四七年,考入廣州南海中學念高中。一九五○年考進廣州中山大學經濟系,直至一九五七年在復旦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班畢業後回到中山大學工作至今。執教之初講授經濟學,七○年代起年改在哲學系教中國哲學史,主要講授中國近現代哲學史;是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已退休)。 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一九八七年);《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一九九二年),增訂新版易名為:《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二○○三年);《中國現代思想散論》(一九九八年);《路標與靈魂的拷問》(一九九八年);《告別中世紀 ── 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二○○四年)。另外還主編了幾套叢書和編了一卷《大學精神檔案》(當代卷)(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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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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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是集農民叛逆和專制帝王於一身而於現代經濟、民主政治、科技發展了無干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馬克思《資本論》的「樞紐點」有重大失誤,列寧在建立政治制度上有重大失誤,毛澤東嚴重地發展了這些錯誤。 毛(澤東)思想是長期農民革命戰爭所產生形成的民粹主義、列(寧)斯(大林)體制、帝王傳統三大要素加上馬恩空想的複雜結構體,其中,民粹思想是其基礎部分。 在今天經濟迅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毛思想已黯然失色了。儘管作為平等、正義的符號,毛會不斷被人呼喚﹔他的個性和才能也將不斷地吸引着人們。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第一階段畢竟已經結束,毛思想畢竟已經漸行漸遠,一去難以復返了。 作者簡介: 李澤厚,湖南長沙人,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五四年畢業。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德國圖賓根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西根大學、科羅拉多學院、斯瓦斯摩學院客席教授、客席講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講座研究等職。一九八八年當選為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一九九八年獲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著有《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美的歷程》、《華夏美學》、《美學四講》、《走我自己的路》、《世紀新夢》、《論語今讀》、《己卯五說》、《歷史本體論》、《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等書,長期旅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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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集子,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報刊的採訪錄、答問錄,一部分是和一些朋友的對談錄,共同點是談話而不是文章。但為了給採訪錄作註,讓讀者深一些地了解訪談內容,也附上幾篇演講稿和文章。 無論是散文還是訪談,我都沒有壓抑自己和扭曲自己,也沒有面具,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話就不說,身心是完整的。人生這麼短,能敞開胸懷說說由衷之言,能不迎合潮流與風氣而保持一點生命的本真與鋒芒,就是幸福。雖有鋒芒,卻不是高調。 學問,思想,文采,三者我都喜歡,都默默追求,而讓我最醉心的還是思想。我知道自己的本質乃是一個思想者,一個靈魂主權意識很強的思想者,一個把思想的自由表述視為最高尊嚴的思想者,一個被許多當代猛人、伶俐人、套中人所不容的思想者。 ── 劉再復 作者簡介: 劉再復,著名文學家。福建南安人。一九四一年農曆九月出生。一九六三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一九八九年旅居美國,先後在芝加哥大學,科羅拉多大學(美國)、斯德哥爾摩大學(瑞典)、卑詩大學(加拿大)、城市大學(香港)、中央大學、東海大學(台灣)擔任客座教授、講座教授和訪問學者。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名譽教授和科羅拉多大學客座研究員。出國前著有《魯迅美學思想論稿》、《性格組合論》、《傳統與中國人》、《論中國文學》、《劉再復散文詩合集》等,出國後著有《放逐諸神》、《人論25種》、《告別革命》、《罪與文學》、《現代文學諸子論》、《高行健論》、《紅樓夢悟》等學術論著和《漂流手記》九卷等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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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是根據作者當時親歷的所見所聞,並進一步蒐集資料,潛心研究而成。書中有史有論。對於大字報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反右運動的歷史,作了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敍述。一九五七年,共產黨發動的整風運動轉向了反右運動。當時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受害者,多達五十五萬多人。指揮反右運動的總書記鄧小平,二十多年後,繼承了右派的遺志,擔當起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卻仍堅持「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書中揭示了鄧小平所扮演的角色的矛盾性。 大批文藝界著名人士被打成反右派,書中透露,緣於毛澤東交給周揚的一份名單,要求一一戴上「帽子」,為此要「翻延安時代的老帳」。周揚當時常說「在劫難逃」,但沒有人聽得懂。 本書為國際上的中國問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文獻。 作者簡介: 作者郭羅基(1932-),五十年代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親身經歷了反右運動。一九五八年提前結束學業,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八十年代,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冒尖人物」被鄧小平發配至南京。九十年代流亡美國。現時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研究中國的憲政和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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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方,國際問題和中共黨史專家,特別是研究國際形勢與對外關係達五十年,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他跟隨中共前總書記張聞天從東北到外交部,一起工作十餘年,養成獨立思考、鑽研問題的習慣。文化大革命後,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退休後改行研究中共黨史。他參加共產黨七十年,有豐富而複雜的經歷,又長期從事研究工作,善於從世界背景看中國。所以本書名為自述,實際上主要是對延安時期以來重大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反思,有大量撥亂反正、打假返真的說明。特別是對人們正熱烈討論的中國應該確立什麼制度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作出了系統的分析和回答。這就使本書不但留下了許多珍貴史料,而且提出並回答了當前受到各方面關注的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者面對它,是理論探討和黨史資料;一般讀者面對它,可以了解到過去的許多故事和真實歷史的細微末節。所談到的事件、人物、細節,都很珍貴。 作者不論對歷史,對人物,對事件,對理論,都不肯人云亦云,而堅持獨立判斷,並以豐富的閱歷為依托。本書的內容可謂滲透着作者直面真實的勇氣和洞察歷史的見識。他一直從事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長於理性反思和分析概括。這一特點使他的自傳具有強烈的思辨性,常常能給人以醍醐灌頂的啟發,一定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作者簡介: 何方 一九二二年十月生於陝西臨潼一個農民家庭。一九三八年奔赴延安,進抗大學習和工作,後轉外語學校學俄文,參加整風和勞動。一九四五年去東北做地方工作,先後任縣委宣傳部長、省青委副書記等職。一九五○年調外交部任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和部辦公廳副主任。一九五九年受張聞天牽連,被定為反黨宗派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下放農村。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即被定為專政對象,一九六九年押送幹校勞動改造整九年。一九七九年平反、恢復工作,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一九九九年離休。曾被評為政府特殊津貼領取者,研究員。為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還受聘為北京大學等校兼職教授,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名譽博士、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著有《論和平與發展時代》、《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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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方,國際問題和中共黨史專家,特別是研究國際形勢與對外關係達五十年,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他跟隨中共前總書記張聞天從東北到外交部,一起工作十餘年,養成獨立思考、鑽研問題的習慣。文化大革命後,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退休後改行研究中共黨史。他參加共產黨七十年,有豐富而複雜的經歷,又長期從事研究工作,善於從世界背景看中國。所以本書名為自述,實際上主要是對延安時期以來重大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反思,有大量撥亂反正、打假返真的說明。特別是對人們正熱烈討論的中國應該確立什麼制度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作出了系統的分析和回答。這就使本書不但留下了許多珍貴史料,而且提出並回答了當前受到各方面關注的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者面對它,是理論探討和黨史資料;一般讀者面對它,可以了解到過去的許多故事和真實歷史的細微末節。所談到的事件、人物、細節,都很珍貴。 作者不論對歷史,對人物,對事件,對理論,都不肯人云亦云,而堅持獨立判斷,並以豐富的閱歷為依托。本書的內容可謂滲透着作者直面真實的勇氣和洞察歷史的見識。他一直從事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長於理性反思和分析概括。這一特點使他的自傳具有強烈的思辨性,常常能給人以醍醐灌頂的啟發,一定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作者簡介: 何方 一九二二年十月生於陝西臨潼一個農民家庭。一九三八年奔赴延安,進抗大學習和工作,後轉外語學校學俄文,參加整風和勞動。一九四五年去東北做地方工作,先後任縣委宣傳部長、省青委副書記等職。一九五○年調外交部任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和部辦公廳副主任。一九五九年受張聞天牽連,被定為反黨宗派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下放農村。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即被定為專政對象,一九六九年押送幹校勞動改造整九年。一九七九年平反、恢復工作,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一九九九年離休。曾被評為政府特殊津貼領取者,研究員。為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還受聘為北京大學等校兼職教授,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名譽博士、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著有《論和平與發展時代》、《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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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會友集》收集了我近二三十年來為友人著作所寫的序文。其中絕大多數作者是我相交已久的,但也有少數尚無緣識荊,只能算是「神交」。我生平不會寫應酬式的文字,友人向我索序,我必儘可能以敬慎之心回報。首先我必細讀全稿,力求把握住作者的整體意向;其次則就我所知,或就原著旨趣加以伸引發揮,或從不同角度略貢一得之愚。但無論從什麼方向着筆,我都堅守一個原則,即序文必須環繞着原作的主題發言。……用這種方式寫序當然是比較費力的,往往逼使我去進行一些獨立的研究。但是我也在寫序的過程中獲得了不少知識的樂趣:經過比較深入的探索之後,對於歷史和文化的某些特殊方面,我的認識從含混變為清晰,有些問題獲得進一步的澄清,有的基本概念則得到更有系統的整理。我的序文對友人有無涓滴之助尚不可知,但我受到他們著作的激勵則是千真萬確的。 〈小雅.伐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這句詩不妨借來說明為相知寫序的心理根源。若改用《易經》的語言,求序者是「同氣相求」,寫序者則是「同聲相應」。 書名取義於曾參「以文會友」,紀其實也。 —— 余英時 作者簡介: 余英時,一九三○年生於天津,籍貫安徽潛山。 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就讀香港新亞書院,師從錢穆先生。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一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正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康奈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歷年所獲學術榮譽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日本關西大學榮譽文學博士,二○○六年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積人文終身成就獎」(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著有中英文著作數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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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輿論界曾經形成過兩個話語中心,一個以當年錯劃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受難的老幹部為訴說對象,一個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訴說對象。但是,實際上,中國農民受傷害的烈度和普及度都遠遠大於此二者 —— 他們曾經三年餓死三千萬,他們現在還有幾千萬未脫離貧困。 從今以後,我們應該營造第三個話語中心,那就是以農民作為受難者的話語中心。 ……所謂受難者,是指中國農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未享受一個普通國民應該享有的待遇,國家的發展一直以犧牲農民利益為基點和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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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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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預計,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中,將會有越來越多中共黨內的民主派拋棄列寧──斯大林主義,接受社會民主主義,結成中左陣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各類專業人士服膺自由主義,結成中右陣營﹔在中左與中右既競爭又合作的格局的主導下,開闢出一條漸進民主的道路。 中國的極左勢力要向毛體制倒退,而極右勢力主張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以推翻中共為前提。這些極端主義勢力不管如何高喊「平等」或「民主」的口號,骨子裏都是些反自由民主的專制主義者。 堅持所謂「鄧小平思想」的中共當權派已經遠離了極左的毛主義,但還沒有下決心走向中左。如果在國內面臨嚴重的危機,國際上遭到「遏制」、「圍堵」,中共就可能向惡性方面發展,走向極端民族主義的新法西斯主義體制﹔相反,如果目前的良性發展的因素繼續擴展和鞏固下去,中共就完全可能走上漸進民主之路。